• 题记: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 正赶上老罗(跟着大家这么叫的)为曾轶可浴血奋战。我虽不知道曾轶可,但我知道老罗,他这个人通常是——立场是正确的,眼光是错误的。

    当我在电脑上敲出这样的句子,心里想着的其实是老罗:“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像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

    还有比如狄德罗说他笔下的拉摩:“在他的堕落中是很有深意的”。我于是也想到,在老罗的“迷狂状态”中,也是很有深意的。

    狄德罗因为具有自我奉献精神,才写出了《拉摩的侄儿》。老罗也是因为奉献精神,才选择了曾轶可。 

    分裂的意识

    有一本小书,译成中文区区100来页,曾经在两对伟大的心灵之间传递、撞击,见证了他们的卓越眼光和友谊。这就是法国启蒙时代作家狄德罗(1713—1784年)的小说《拉摩的侄儿》。

    该书几易其稿,但是作者生前并没有出版。一直到1804年,狄德罗逝世二十年之后,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与歌德构成十八世纪德国文学的双子星座),对挚友歌德说自己手上有一份狄德罗的手稿。歌德闻后大喜,亲自将其译成德文。席勒在临终前不久还写信给歌德,念念不忘这本书的去处。

    这本书于1805年在莱比锡面世时,人们大吃一惊。因为此时它的法文版并没有问世,人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它。该书第一版法文版出现于1821年,居然是根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该书中文译者之一陆元(重庆出版社)认为,这件事情可以摘取文学史上最鲁莽的奖项。

    半个多世纪之后,1869年4月15日,流亡伦敦的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声称在自己家中发现了两本《拉摩的侄儿》,要寄一本给恩格斯,并预言“这本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新的享受。”恩格斯在没有看到书之前便回了信,表示首肯。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本书中,将狄德罗的这本小说称之为“辩证法的杰作。

    狄德罗何许人也?先抄个近路——米兰·昆德拉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正是这位昆德拉将作古多年的法国作家再度带到人们面前:昆德拉有一则戏剧叫做《雅克和他的主人》(中文译本2003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它有一个副标题是“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其故事取材于狄德罗的另一本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昆德拉以他特有的强调语气念叨道:“我爱十八世纪。说实在的,我不怎么爱十八世纪,我爱的是狄德罗。说得更真挚些,我爱的是他的小说。”

    但是一般文学史上并不十分突出狄德罗,人们认为他的贡献是在别的地方。他又被称之为“哲学家”。然而,哲学史的门槛更高,即使在通俗哲学讲义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对此人也未着一字。他也的确没有建树什么哲学体系。他的那些关于自然的无神论看法,在当时或许顶着很大压力,但是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失去魅力。人们又说他是一位美学家、教育理论家,但是仍然举不出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兴趣过于广泛,写作范围也过于散漫,其中包括一本《论盲人书简》、一本《生理学的基础》、一本《对自然的解释》和一本《论戏剧艺术》以及一本《论演员》。从这些书名,看不出此人的专业是什么。伏尔泰形容狄德罗是潘多菲勒(Pantophilus,意为多爱者),因为这家伙爱上了从科学到音乐、哲学、文学等几乎每一门学问。

    而如果说“现代文化”同时还体现为一种“心智”,并需要推选出若干人来代表这种“心智”,那么我的第一票则投给这位狄德罗先生。他不仅是以他的著述,而是以他整个人的活动,包括与朋友的交往、谈话,他的行为方式、他的眼光和各种评判,深刻地搅动和影响了他的时代和社会。

    尤其是在二十年内担任《百科全书》的主编。这套书旨在为正在到来的时代提供新的知识,开启民智。这项工作周围,集合了一大批当时最为杰出的头脑,史称“百科全书派”,这些人视迷信、成见、愚昧无知为人类的大敌。孟德斯鸠、伏尔泰为它写了文艺批评和历史方面的文章,卢梭写过音乐方面的条目,哲学家爱尔维修、霍尔巴哈都曾经为它撰稿。其矛头直指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其间两度被下令停止。撰稿人中有被关进监狱,有被迫流亡,副主编达郎贝是一位数学家,压力之下他退出班子,由狄德罗一人担纲到底。更早时候,狄德罗也曾经被关押三个月。

    《百科全书》可以归结为三条线索:科学,艺术和机械艺术,目的在于介绍每一门学科使用了什么方法,满足何种需要,还有许多插图。支配一切的是人类理性:理性有三种功能:记忆、推理、想象,这三者统领着历史、哲学和诗歌。历史方面有博物学、世俗史和宗教史;哲学方面有自然和人文科学;诗歌方面有宗教诗和世俗诗。如此等等,分门别类。与其说是繁琐,不如说是繁复。接着,工艺学比如针织业也登场了;体操这项活动,则穿过卫生学、医学、生物学及特殊物理学众多学科而得到肯定。有些分类是非常奇怪的,比如制锁业归记忆类,而驯鹰术则归并到理性中去。(参见《狄德罗传》)

    狄德罗不仅是一位斗士,他还是一位享乐主义者(昆德拉也称自己是“一个陷入极端政治化世界中的享乐主义”)。如同热爱公平、正义与真理,他同样热爱美食、美酒和美女,热爱朋友及爱好在时尚咖啡馆高谈阔论。一则关于狄德罗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收到了朋友赠与的一件质地精良之睡袍,满心喜欢。但是当他穿着它在书房里走来走去时,却发现自家的家具与之不配,家具风格粗俗,破烂不堪,于是他开始一一更新它们,令它们赶得上睡袍的华贵。他为此也自感欠妥,于是写了一篇文章《与旧睡袍别离之后的烦恼》。近年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一书中,从这则故事中发展出一个概念“狄德罗效应”。

    他还是一位慈爱的好父亲。为了女儿的嫁妆,想要卖掉自己的藏书。遥远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得知后,以高价买下这批书,同时又委托狄德罗保管,这样作家两全其美。这批书连带狄德罗的手稿后来真的辗转至俄罗斯。《拉摩的侄儿》手稿得以传到了德国作家手中,应该是某位俄国大臣手抄出来的。

    这是一本对话体小说。“我”(一个如同狄德罗的人),在咖啡馆里遇上了这个地方最不缺少的奇特人物——前音乐家、前家庭教师、现任流浪汉兼食客小拉摩即大音乐家拉摩的侄子。作者这样介绍他出场的:“他是高傲与卑鄙、才智与愚蠢的混合物。在他脑海里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思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没有比他自己更不像他自己的了。有时候他憔悴,像到了末期的肺痨患者一样;你可以透过他的腮颊数得清他有几颗牙齿。到了下一个月,他会长得肥胖丰满,好像不曾离开过一位金融家的餐桌,或者被关在圣伯尔纳丁修道院里一样。”最后一句话中带刺,顺便修理了狄德罗终身反对的目标——当时的天主教会。(《狄德罗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3年。)

    这种反讽悖谬、忽上忽下的用词及语气贯穿全篇,令人目不暇接又大快朵颐。谈话内容涉及改革、人民、理想、时代、法律、文明、未来、教育、制度、行业、富裕、德行、祖国、责任、自我认识、幻想与现实、真理与谎言、天才与邪恶、忠诚与背叛,理性与诚实、尊严与懦弱,幸福与悲惨,灵魂与腐烂等等。所有它们,迄今仍然为这个世界上那些优秀活跃的头脑念兹在兹。稍微集中一些的话题有关音乐,它并若隐若现地贯穿始终,有研究家认为小说的真正用意也许在这里,狄德罗本人的音乐才华在诸如此类的描写中得到了发挥。

    音乐本来是小拉摩的本行,一旦话题回到这上面来,他就显得眉飞色舞,身体也情不自禁地晃动起来。“他把三十个曲子,意大利的、法兰西的,悲剧的、喜剧的,各种各样的,杂乱地混在一起,一忽儿唱着深沉的低音,他好象一直降落到地狱底下,一忽儿又高唱起来,用了假嗓,他好象把高空撕裂一样,一面还用步伐、姿态和手势来模仿着歌中的各种人物,依次地露出愤怒,温和,高傲,冷笑的表情;一忽儿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姑娘,他扮演出她的一切媚态;一忽儿成了一个教士,一个国王,一个暴君,他威胁着,命令着,发着雷霆;一忽儿他又是一个奴仆,百依百顺。他沉静,他悲恸,他叹息,他笑”。如此这般,小说里又像穿插着一个个微型哑剧,其风格更加扑朔迷离。

    流浪汉音乐家拉摩出口成章,妙语连篇。既然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目光,也曾经从这样“乱七八糟”的句子上面掠过,我们也不妨跟着这个怪人走上一小程。你不能不佩服这家伙对于世事有着极为精明的洞察力:

    ——“在最细微的事情中,愚蠢是这样地来得普遍和这样地强有力,以致不大吵大闹起来就不能实行改革。”

    ——“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话更有害”。

    ——“我以为最完美的秩序就是需要我在里面的一个秩序,如果我不在里面,即令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

    ——(某人)“由于长期地模仿勇敢的姿态,使他自己也受骗了。他这样长期地装模作样,以致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乃至有一天他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懦夫,他会问你道:“谁告诉你的,你从哪里发现出来的,因为一分钟中之前他自己也不晓得啊。”

    最令人称奇的,还是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认识。他将能够想得起来的脏词都用到了自己身上,好像他本人正好就是个粪堆:“我是无知的,愚蠢的,疯狂的,不识羞耻的,懒惰的,像布尔高涅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极端的无赖,一个骗子,一个贪食者。”

    不知为什么,与他对话的哲学家“我”却对此击节赞赏:“多么好的颂词啊。”他回答道:“这个完全是真的。一个字也不能少,请你在这一点上不要争论。没有人比我更知道我自己;而且我还没有全说呢。”于是一有机会他就添油加醋:“我将是人们所曾见过的最蛮横无耻的流氓。”好在他用的是“将来时”,他现在还不“曾是”。他向哲学家公开叫板:“我叫做德行的东西你叫做邪恶,而我叫做邪恶的东西你却叫做德行。”

    这么说吧——他不仅是一个卑鄙的人,而且他知道自己是卑鄙的,在衡量什么是卑鄙的标准上,他分享着这个社会其他人的标准;他不仅是一个“混混”,而且他知道自己正是这样一个混混,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也用不着假扮成其他人:“拉摩应该保全他的本来面目:许多富有的强盗中间的一个快活的强盗;并不是满嘴道德的自夸者”。作者在不止一处感叹道:“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这样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是这样的坦白。”

    他甚至知道自己正是目前这样(缺点不能再少而优点不能再多),才变得受人欢迎。人们需要他,离不开他,他创造了那样一种颠狂悖谬的氛围,剥除了人们套在头上的假面具,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当他们面对恬不知耻的拉摩时,他们也在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欲望冲动和种种不可思议的念头。“人们怎么能够对自己隐瞒呢?”他理直气壮地说。

    因此,作者对他的立场始终欣赏大于谴责:“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像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的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和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人们。”

    这有点像是“苦肉计”。为了让其他人们恢复原形,解除加在他们身上的符咒,他不惜将自己弄成一个颜面丢尽的丑角。难道这不需要有点贡献精神?

    同样的情节出现在狄德罗另一本小说里,那就是《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这本小说才是昆德拉最喜欢的。昆德拉从中摘取了一个故事(更准确地说是“插曲”),成为自己戏剧的内核:受伤害的贵族女子对于情人侯爵的变心感到伤心绝望。她心生一计,深藏一名歌女兼妓女,将其打扮成刚刚从乡下来的纯朴女孩,并想法设法令侯爵爱上了对方,甚至结婚迎娶。事成之后,贵族女子才告诉前情人,他的娇美的新娘如此这般,令他蒙羞至极。

    这不是一个因爱而恨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如何获得自我认识的故事。生性风流的侯爵甩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他自认为这是出于爱情,视为理所当然的,他的天性已经沉沦,只不过所谓“高贵的”出身让他看不到自己。在这方面,他与那位沦落风尘的女子实际上有一拼比。放在别的场合,侯爵不会认为自己与这样的女子有任何联系,他只会以一种高高在上和中伤的态度来对待她。

    然而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侯爵认同这个风尘女子,觉得自己与她很般配。精心策划出来的这位女子的假相,是侯爵对于自身想象的延伸。当假象剥去,他们二者也许确实十分般配。按照贵族女子的设计,风尘女子提供了侯爵本人的一个镜像,他应该从她身上认出自己:你原来就是这样,你实际上就是这样,别以为你是其他什么样子。为了让侯爵认识自己,费尽心机的贵族女子也需要有点贡献的精神。这个设计当然是狄德罗的,它是一件业余哲学家的作品。

    前几年我看到中国的小资们,几乎人手一册这本昆德拉的《雅克和他的主人》,不知他们当中有多少识得个中真意?

    同一个插曲早已便被法国电影大师布莱松(1901——1999)重新阐释过,即影片《布劳涅森林的女人们》。这部影片拍摄于1941年,正是纳粹德国侵略法国时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导演将故事变成了一则拯救之歌:侯爵真的爱上了风尘女子,女子在幸福中死去,报复没有得逞。布莱松说到底是一位天主教徒,不同于与天主教会作对的狄德罗那样辛辣、泼皮。个中区别,读者自己可以去辨别并找出答案。

    怪人拉摩是确有其人?还是作家头脑中呼唤出来的?为什么小说对话中那些出人意表的言论,都出自这位小拉摩之口?他的那些粗野狂悖言论,在哲学家“我”面前占尽上风?是否这位大名鼎鼎的仁人志士狄德罗先生还真的十分欣赏这个无耻之徒?

    稍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有小拉摩这个人。他起先以音乐为生,后来还写诗,但是一文不名,沦落成“午饭时流浪骑士团”的创立者和“掌玺大臣”(狄德罗将此表述为“失败艺人的首领”和“一群食客的领袖”),狄德罗甚至还借过钱给他。他玩世不恭,但并不邪恶。可以肯定的是,在狄德罗与小拉摩之间,从来没有有过那样一些涉及方方面面的谈话。

    狄德罗采用了这个人的一些生活影子,而精神内涵却是作家自己装进去的。 细细品味狄德罗的人生,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或许在他与拉摩之间,并不存在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狄德罗这个人十分善良,但是他的头脑过于活跃和精力充沛,加之身材高大强壮能吃善饮,大自然的力量在他身上同样也很突出。他越追求优雅,他也就越显得有些粗鲁和粗俗。别人说要遵循的框架,对他来说总显得过于狭窄。

    他又有着很强的道德心,因而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善良,或者善良到底。他此前写过一个剧本叫做《是好人,还是坏人?》,它有一个副标题为《或者名为,虚张声势的嘲弄者,或吃力不讨好者》,他自己甚至登台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当然不是坏人,但是却“混杂着犬儒主义、非道德主义和奇异性的玩乐”,还有一种骗人上当的特殊爱好,经常玩笑开得过度。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在恶作剧方面的癖好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愈加严重了。(《狄德罗传》,安德烈·比利著,张本译,管震潮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

    在小说中的两人对话中,有着许多关于“天才与邪恶”的讨论。唯有这一次哲学家“我”显得比拉摩略高明些。注意狄德罗所说的“天才”,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别人不能及的“天赋才华”,而是能够具有预见性、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才能。一般人们通常会将他们看作是不受欢迎的,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的话不是拉摩能够说得出来,而更像是狄德罗这些人的自况:“那个使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失去势力的,或者令大家接受一种伟大的真理的天才,永远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人物。也许这位人物会成为偏见和法律的牺牲品”,成为人们眼中的邪恶分子:“天才是不可分割地与邪恶在一起的。”

    就使得流行的“习惯语”威风扫地、颜面丢尽而言,狄德罗笔下的拉摩无疑正是这样的天才人物。如果说小拉摩是狄德罗的替身,多少有点过分。比较有把握的说法是,这是狄德罗经过长期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之后,根据某种合理的逻辑创作出来的,即发现人原来具有深刻的双面性或者多面性,人所蕴藏和释放的不止一种邪恶,比他们自己能够想象的还要多得多。这正是狄德罗的有意思和可贵之处:当他拿着镜子照出当时社会的丑陋、腐败,他也没有回避将镜子调过来,彻头彻尾照照自己。

    某种逻辑并被发挥到极致。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狄德罗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说小拉摩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狄德罗。他做了狄德罗想做而不敢去做的事情,说了狄德罗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作家喜欢开别人的玩笑,这回则是开自己的玩笑,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因此,小说中哲学家“我”与“他”的对话,可以看作作家的自我对话。这是否可以解释狄德罗生前甚至没有与朋友谈起,他写了这样的一本书。他是在一种独自偷着乐的情况下写出它的。

    为了让大家都认识自身,狄德罗也要具备同样的自我牺牲和贡献的精神。

    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细节: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了狄德罗本人的名字,还有提到他的那些百科全书同党们:伏尔泰、孟德斯鸠、达郎贝、毕封。谈及这些人时竟然毫无敬意,他们包括狄德罗本人也作为拉摩嘲笑的对象:
        “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相信有一种给所有人造出来的同样的幸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你们的那种幸福的前提是我们所没有的某种荒诞的心境,一种奇怪的气质,一种特殊的趣味。你们用德行的名义来粉饰这种奇癖;你们把它叫做哲学。可是德行和哲学,它们是为一切人造的吗?”

    这回可是直接冲着这批称之为“启蒙主义者”来了。在另一处,他对哲学家说:“坦白地说,像你这样的一些梦想家的幸福,对于我是毫不合适的。”

    这令人眼前一亮!

    其一,狄德罗这位未来社会的设计者,他掌握了换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方式,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动作,很少有人学会。他没有将自己看成高高在上的精英,从而忘掉了普通民众是怎么想的;他记住一般人可能会对自己工作产生的烦恼和讽刺。

    其二,他允许对自己的理想有一种嘲讽的态度,他允许自己受打击并能够承受打击的。他既然嘲弄别人,也允许自己被嘲弄。而不是像他的反对者王权教会那样,容不得批评和争论;

    其三,启蒙主义者原来并不像人们经常喜欢表述的,对于人类未来及人性仅仅拥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估计;至少在狄德罗这里,得不出这个结论。他对自己与自身工作的幽暗面知道得很!

    狄德罗声称他的拉摩:“在他的堕落中有时是很有深意的。”一个业余哲学家的“深意”,需要另一个专业哲学家来发掘。这就是黑格尔。

    马克思给恩格斯送书的同时,还用鹅毛笔抄送了一段黑格尔对于此书的评价:“意识到自身并表现出自身的意识的分裂状态,是对现有存在的尖刻嘲笑,同样也是对整体的纷繁交错状态和对自身的尖刻嘲笑;这同时也是这整个纷繁交错状态的尚可察觉的反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84页)“自身意识的分裂状态”,既能够将自己“一分为二”地来看,看出自己原来是“一分为二”地组装而成。这段话便是本文标题的含义所在。

    黑格尔还看出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是对于“现有存在”的批判。所谓“现有存在”以及“整体的纷繁交错状态”,说得那样诘屈聱牙,不就是指“当时的社会状况”嘛。只有专制而落后的社会,思想家们才需要用这样曲里拐弯的词汇来表述。黑格尔并认为这是某种“尚可察觉的反响”,这个应该是指当拉摩这种东西出现,离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法国大革命)便不远了。

    黑格尔拿手的是他的历史辩证法。在他的名篇《精神现象学》中,他为狄德罗的这本小书花去不少篇幅。当然他对狄德罗本人也有误解,在他看来,狄德罗与拉摩格格不入,狄德罗扮演的是他称之为“诚实的”与“公正的”意识,而拉摩所代表“分裂的意识”,才是新精神的催动力。撇开对于狄德罗的不公正不谈,正是后一点,体现了黑格尔深刻的历史眼光。

    除了“诚实的意识”与“公正的意识”,黑格尔还自作主张地发明了一大堆近似的用语,来代表拉摩的对立面:“天真的意识”、“高贵的意识”、“简单的意识”、“安静的意识”等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东西,那就是“教化的虚假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这种“虚假”体现在:它对任何真实情况(包括人性的真实情况)从来不感兴趣,任何真实从来不曾激发过其注意力,抱有这种看法的人看上去忠厚无欺和无私,但其实是最为自恋和胆怯的:他仅仅对于自身感兴趣,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是这样对待这个世界的,而不是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许多年前将我带到这本小书面前的北大已故教授陈琨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仍然鞭辟入里:“‘诚实的意识’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以真实的情况为根据,而是以自己的愿望为根据。它不能真实地说明世界的复杂性,却总是因为自己具有善良的意识而心安理得,独立自足;它不能使自己所相信的公正和善良成为现实,却总是把世界解释成公正与善良的样子,用偶然得到的现成事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功绩。”(《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最后一句来自黑格尔这样的原话:“把高贵与善良的特定存在表述为一件个别的轶事”,即通过“偶然事件的偶然知识”来见证真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伪善必须揭露出来!”老黑格尔也有冲天一怒的时刻!按他的表述,伪善就是“不一致”:一是嘴上说的与这个世界不一致,二是嘴上说的与自己的行动不一致。其中奇怪的逻辑在于——恶或坏事不在世界本身,而在于那些说出世界及人性真相的人们。他们才是一种最大的恶。这样一种道德化的立场,是将世界原貌排除在外的做法,妨碍了人们趋近这个世界与自身的本来面貌。黑格尔认为向群众灌输这种“天真”和“简单”的意识是一种“愚弄”。“一般群众于是成了这种教士阶层欺骗的牺牲品,这种教士阶层,其所作所为,无非是要满足其妄想永远独霸见识的嫉妒心以及其他自私心,并且,它同时还与专制政体一起阴谋活动,狼狈为奸。”(《精神现象学》下卷,第82页)

    按照黑格尔的历史观,拉摩式的“招供自身为恶”,则代表了历史(意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向伪善发动进攻,令伪善“斯文扫地”,如此剥去旧世界的遮羞布,与其说是战斗(拉摩这样人永远与“战士”无缘),还不如说是为新世界的到来打扫战场。此其一。其二,知道伪善是一种恶,也知道自身是一种恶,都是一种超越于恶之上的体现,将恶视为恶,而不是视为正常,这本身就是道德立场的体现,而不是反道德和取消道德的,。那种对于世界之恶及自身之恶采取一种无知无识的立场,一种浑然不觉的立场,难道不正是对恶的纵容包庇,从而是最大的恶吗?

    恩格斯为什么说这本狄德罗小书是辩证法的体现,也基于黑格尔对于这本小书的辩证理解。恩格斯这样总结黑格尔的意思:“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学说。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间衰微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恶劣的情欲——贪婪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009年10月14日  /原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0月26日

    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62a32d0100gapr.html

     

  • 当我们进入“以人为本”的年代,需要进一步追问“人是什么”?人有怎样的潜能和局限性?人在社会与历史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我们自己的人性进行“深度围观”,也是今天的必要课题。到了对人自己的种种表现深入反思的时候了
    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用菜刀砍死了老师程春明,随即打电话报警自首,整个过程果断冷静。起因是他认为程春明在自己的女友以及他俩的关系中投下阴影。在回答警方审讯时,他声称杀死程春明的理由是“一是要报复,二是要杀一儆百。老师应当为人师表,老师有不轨的行为,而学校又不处理,只能杀一儆百来解决问题”。所谓“杀一儆百”,听上去颇有正义感,释放了一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信息。
    无论如何,随着付成励手中的菜刀起落,程春明倒地身亡,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身为老师的那一位再有过失,但肯定罪不该死。然而,这件事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付成励远非一个品质低劣的人,恰恰相反,这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有着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点,他远离丑恶并嫉恶如仇,他感到不能忍受的是,程春明老师身为有妇之夫,为什么还要滋扰女学生,而且始终逍遥在外?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的质疑是难以回避的。尤其是放在当今社会,一般人们对于各类丑事变得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而付成励表现出来的惊讶、拒绝和执着,超越了我们环境中流行的“规则”或“潜规则”,的确非同一般,成为一种绝响。
    这样说,完全不涉及这个案件的司法处理,只是想发掘和辨析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空间:在摒弃付成励暴力残忍行为的同时,却不能完全摒弃他单纯和纯洁的思想,不能完全摒弃他那样一种鲜明尖锐而不是模糊含混的态度。而偏偏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甚至不幸也是必然的。
    有一个遥远的故事几乎与这个事件构成一种平行关系,具有某种类比性。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借助于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来理解眼下这件棘手的事情。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作者梅尔维尔(1819—1891),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白鲸记》。这本小说最近被再度追捧,因为它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爱。我们将提到的,是梅尔维尔晚年的最后一本小说《比利•巴德》,薄薄的100来页,在作者去世30多年之后(1924)才出版,很快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法学界、伦理学界、政治学者及心理分析家们热衷的话题。我先是在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中知道了它,随即找来英文版,还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谈到有意译出这本小书,后来才得知原来作家出版社已经在2003年翻译出版了该小说,更名为《漂亮水手》。
    21岁的比利•巴德是个弃儿,关于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只篮子里送到一户人家门口,亲生父母是谁一概不晓。他没有接受过教育,几乎不识字,却保持了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干活勤快,身体强健,年纪轻轻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而且长相英俊,“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给大家带来和平与恬静。不善言辞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有一次他与人起争执,一拳将对方打翻在地,马上诚心道歉道:“对不起,我一生气就连话也说不出来,只好用拳头来说话了。”对方马上原谅了他。他本来在一艘叫做“人权”号英国商船上干活,1797年英法战争期间,被征到一艘名为“不屈”号的军舰上,就算当了海军。
    比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其他船员不同,他从来不计较待遇,吃喝都能凑合,干活也很卖力。新船上纪律很严格,犯规者会被当着大家的面打得皮开肉绽,这让比利感到不忍。他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规定,但是怪事却在他身上发生了,军械师克拉盖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烦。一次船身突然摇晃起来,比利端在手里的汤撒了出来,正好克拉盖特经过,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奸笑道:“小伙子,干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见克拉盖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克拉盖特想出了一个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将熟睡的比利叫醒,动员他参与谋反,遭到了比利的严词拒绝。船上的人们都在议论:“比利的心底太善良了,根本看不出来克拉盖特盯着他看的时候,眼神有多么邪恶。”接着,克拉盖特亲自在船长面前声称有人鼓动暴动,并说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船长维尔不相信,克拉盖特警告他不要被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好看的脸蛋。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维尔船长找来比利•巴德询问情况。当着比利的面,克拉盖特继续扯谎试图陷害。比利难以置信,感到莫大的耻辱,小说作者这样描绘道:“比利的脸色苍白,他张大着嘴巴,却只吐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而他越想讲话,就越是讲不出来。他伸出拳头,将克拉盖特打倒在地,克拉盖特旋即断气。
    维尔船长以严厉著称,但是远非残酷鲁莽,喜欢阅读蒙田的著作,始终像慈父一样呵护比利。他内心当然不相信克拉盖特的鬼话,但是,根据战时法律,比利的行为是“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同时,“身为军人,是不容许有个人意志的”。结果比利被判死刑,临上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维尔船长”。而印在大家心里却是“比利”这个名字。
    这个故事很像寓言,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某种力量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结构性的恒久意义。比利•巴德代表了一种纯洁无邪,作者这样介绍:“任何种类的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对他的天性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甚至这位“年轻的水手还没有见过口蜜腹剑之人”,他像个天使,代表着“善”。而克拉盖特是阴谋诡计、堕落邪恶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恶”。威严而仁慈的维尔船长则代表着“智”,他体现着智慧、美德、人间法则、国家理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细看才会发现,小说中冲突的结构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与通常见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矛盾对立不是在一般所谓善良与邪恶之间展开,以及最后站在善良一边,结局导向善良战胜邪恶,或者在与邪恶的较量中善良进一步呈现自己。新故事将这一切“掉了一个个儿”——对立冲突设置在 “自然”(包括“善良”和“邪恶”这两者)与“人工产品”(美德、制度、社会)之间,前者被看成是有重大缺陷的;因而最终的立场并非站在传统的 “善良”一边,而是将它与邪恶并置在一起,让“善良”同样处于接受审判的位置上。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来历不明的比利•巴德没有受过教育,说话结结巴巴,让人无法听懂,最能够表达这个人意思的是他的拳头,这表明他是一个“自然人”,处于“社会之外”,对于这个社会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其中的限制和规则,他所知无多也不感兴趣,他凭着自己善良温柔的天性行事。如果不是遇到了重大险情,他的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得到他自己和人们的双重认可,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而为比利及他人察觉不到的,那个居心叵测的克莱盖特却看出来了:“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尽管这话听起来非常恶毒,然而结果证明这个家伙是对的。也就是说,在比利温柔祥和的举止背后,实际上非常脆弱,一碰即碎。他未经触动的“善良”实际上没有经过考验,他的“无忧无虑”伴有一种危险的混沌及盲目——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便是不容置疑的,并且一步跨到了头,仿佛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其他的真理和视角。他永远也不需要与人讨论,不需要接受来自其他维度的检验,他本人便恰恰处于世界的中心,是“绝对的”和“根本性”的。
    暴力正是由此产生。当他感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便以一种不顾一切的方式去捍卫它,让它得到实现,其余一切都不存在。凡是想要阻挡它实现的人或力量都需要让路,需要从眼前拿掉。某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性,很快演变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首先被压倒的则是这个人本人。当比利挥拳将克拉盖特打翻在地之前,他已经被来自自身的某种强大力量所控制,被自己的愤怒和激情所压倒,他的拳头是不由自主的,所发出的力量和产生的结果,会令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肯定不想看到克拉盖特一命呜呼,然而他最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想见到的局面。
    也就是说,在此人对社会规则所知无多的同时,他对自己身上的这种力量也毫无所知。于是,善良的外衣脱落,暴露了其残忍暴烈的一面。阿伦特是这样概括从比利身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善良因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温和,而是以暴烈的方式表现自己,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暴力的方式。”将善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善良的底部,蹲伏着暴力的源泉,这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熟悉的、挑战性的看法。
    而那个知道比利身上隐藏着骇人力量的克拉盖特,居然也没有躲过一劫,在他所发明的“真理”得到检验之时,也是他付出生命代价之际。这是为什么?阿伦特这样理解作者的意思——克拉盖特同样处在 “社会之外”,他身上的“邪恶”如同比利身上的“善良”一样,属于既不自知也不能自我控制,他一再惹火烧身而不能自拔。如同比利代表“绝对善”,此人代表“绝对恶”。如果说比利是“天使”的化身,那么克拉盖特便是“魔鬼”的化身。在这种同等水平的对立及循环当中,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并没有出现。
    需要有一种能够超越自然力量之上的力量,或者超越于自然力量之外的力量。这正是由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阿伦特用“美德”来称呼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那个维度。所谓“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经过训练、打磨、淬炼而来,因而是有所反思、有所自知,是有尺度、有分寸和有边界的。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美德也许没有善良强大,但却唯有它能够化为持久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维尔所代表的是第三种力量,他代表的是“自然”的对立面。
    显然这是反浪漫主义的,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思路。梅尔维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框架,除了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对于人类心灵洞烛幽微的观察,同时得益于他的时代的馈赠。他自己在该小说的序言中解释自己灵感的起点:这个故事开始的1797年,而当时所有的思想者都卷入了一种危机思考当中:“为什么在清除了旧世界的余毒之后”,“革命本身摇身变成了一个坏蛋,其压迫性比其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小说家所思考的结果,最终与政治学者达成完全一致,这真是非常难得。阿伦特总结梅尔维尔在这个故事中想表达的是:“善良是强大的,甚或比邪恶更加强大,但它与 ‘根本恶’一样具有一切力量所固有的暴力本质,而对一切政治组织形式构成危害。谁要是抱庸常之见,将善良等同于温顺和软弱,势必对此大吃一惊。”对于这种“绝对善”的警惕,应该丝毫不亚于“绝对恶”。 “法律和一切‘持久的制度’不仅会在根本恶的践踏之下瓦解,同样会在绝对天真的冲击之下崩溃。”(《论革命》)
    阿伦特认为,这是身为美国人的梅尔维尔才能够得出的看法,他能够“从更丰富的政治经验中汲取灵感”。在她的论述框架中,比较起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政治性质的,即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同样从这个起点出发的法国革命在半途中突然掉转方向,将一些非政治的东西纳入进来,这便是 “同情”——潮水般的对于穷苦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表述成最高的“美德”,然而其内里,仍然是一种自发、自然的感情,与比利的“善良”一样,是一种未经触动、未经反省、不容置疑的“自然之物”,因而同样有可能在它的底部,存在着巨大的暴力倾向。人们在 “同情”这种感情中所专注和投放的,很有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而非他人的痛苦。
    这并非说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同情,而是说仅仅同情这种自然感情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足以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惟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基础。正像比利的善良需要被超越一样,对于比利的同情也需要被超越,需要得到合理限制。即便是“天使”,当他在人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的范围之内行事,那么他行为的结果,也需要被纳入同一个视野和框架之中。这就是维尔船长存在的首要意义——在人世间范围之内的意义。

    回到我们提及这个故事的最初起点上去。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至少部分地从“公义”出发而杀人的付成励,以及如何面对这个年轻人对于世界的质疑。不久前法庭审理此案,据记者从参与庭审的人士中了解,付成励在法庭上态度强硬,坚持认为程春明的行为“不配为人师,该杀”,并表示如果他能出来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他还会这样做。心理鉴定的结果表明,此人心智正常。他的同学也提供了这样的印象:性格开朗,性情中有急公好义、打抱不平的一面,而不是校方最早说过的“性格内向、孤僻”。
    借助于梅尔维尔的这个故事——在最好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付成励是比利•巴德的精神伙伴,与这位美国作家笔下的虚构人物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碰巧他们同为21岁。比利感到自己是被诬陷的,付成励感到自己的爱情被程春明所玷污 (不管这是否是事实,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从一个被否定的悲惨事实出发,感到自己被连根拔起,感到被压倒、被羞辱,尤其是感到根本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克拉盖特为什么要撒谎?程春明自己有妻子,为什么还要将手伸向其他女孩子?
    不排除付成励心中也许还感到一种人们很少提及的不平等,即性的不平等——为什么程春明想要占有那么多女性?这在付成励的视野与经验中,是无法解释、难以接受的,他始终想不通。而换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社会仿佛认同这样的规则:只要双方平等、愿意而不是强迫性的,一个男人“有”过多少女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令付成励反感的恰恰正是这个。从这个立场看来,年轻人付成励与比利一样,对于“文明世界”的气息有些格格不入,多少也是一个“远离社会”的人。应该承认,虽然说起来大家都生活在所谓“社会”之中,但是每个人介入其中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规则的稔熟及法律制度的认同程度也不一样。
    他们同样感到自己身上原本的东西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差异。比较起来,比利谦虚得多,除了最后那一拳,他平时要更为低调,而付成励则更具挑战性。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当他们主要是体验着自己身上的美好,感受自身的恬美或正义,他们放松了一个观察,便是自己人性中可能潜藏着的黑暗与暴力成分。他们对于自己人性的负面状况不了解,就像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所知无多一样。别人眼中的天使,也是自己眼中的天使。
    而天使是不能执法的,不应该由天使拿起权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不知道将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不知道一旦别人参与进来,他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和“绝对的”,他的真理也不是“无限”和“惟一的”。他并不处于正义和真理的中心;觉得唯有自己的一拳或一刀才是正确的,并且由此而能够恢复世界的秩序,完全属于幻觉。更为重要的是,那实行正义的力量,不会是他单个人。他需要了解到并允许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能分享得到他的正义感,与他一同推进这项事业。
    当然不可否认,付成励是在“学校又不处理”的情况下(他这样认为),才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极端途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只有出了一个付成励,才能够针对(付成励眼中的)程春明的“恶行”,从而克服它们,其他办法真的不见效,就像俗谚里所说的,只有让“狠人遇到狠人”。在分析梅尔维尔的故事时,阿伦特也提到:能够干预这种“绝对恶”的力量,也许恰恰是“绝对善”,只有它们两个力量相等(“唯有这种善良的暴力才足以抗衡恶的堕落力量”)。这是另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处于“法律制度之外”的现实主义,这同样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也能够接受与理解杨佳那样残忍极端的行为。但是不管是从比利•巴德还是付成励、杨佳的举动当中,都产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而只有这种持久制度才能带来持久的真正和平。
    付成励、杨佳较比利走得更远。比利属于用力过猛,他并不想真的看见克拉盖特断气,而付与杨则渴望闻到血腥味,他们想看见“敌人”的尸体,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利器的分量。虽然他们表现得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那是他们想要承担而实际上承担不了的。不能说一个人愿意为杀人付出代价,他就可以杀人。要能够解释付与杨的行为,还需要引进一个维度,那就是若干年来在我们学校里正规和系统地传授的“暴力革命”及其合理论的学说,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所表明,在中国革命及其理论装备中,不是也能够找到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子?包括极度推崇“自然”的那位理论家卢梭的某些影子?

    故事还没有完。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我们此前所谈论的,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接下来的内容更深邃、令我们更不熟悉。不仅比利在临死前喊着维尔船长的名字,维尔船长在临死前也一遍遍叫着“比利•巴德”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处死比利为什么成了维尔船长心头抹不去的伤痛?这便是那个悖论——“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但是天使一定要被绞死”。怎么讲?
    维尔船长是以人间法律的名义处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万难之中“有限性”的名义,是一个身处“有限性”当中的人能够做出的十分有限的决定。但凡有别的更好办法,他并不想要这样做。这并不仅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沾满他人的鲜血,而是“天使”终归还是“天使”——天使固然不应该插手人间事务,当他温柔的面孔从天空中降落,便暗藏着杀机;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着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蓝的天空,这个天空代表着这样一些绝对的尺度——善与恶、真理与谎言、美好与丑恶、纯洁与肮脏等等。我们每个人心中实际上都保存有这些尺度的暗室,尽管不能大声将它们说出来,不能直接加以运用。若是没有这样一片天空,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界限,我们的眼睛则要陷入失明,我们这个人世间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恶彼此的混沌混乱。
    因而维尔船长始终认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儿子,他不赞成比利的行为,但是认同和欣赏他的精神及道义。处于痛苦撕裂当中,这位船长所收获的并不是法官的胜利,而是杀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就像从自己身体之内被取走一块。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核心——维尔船长不得不闯进和介入两种“绝对”之间的对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拥有的武器,却无法穿透和处理这种对立,他甚至无法制约“绝对恶”,只能惩治“绝对善”,即阿伦特所说:“当法律无法对根本恶予以严惩,就只能惩罚根本善。”(又云:“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不是为天使和魔鬼而设”。)他必须为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付出代价,那是灵魂深陷痛苦的负担。
    不只是维尔船长,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他们在人世间的“有限性”付出代价。正是他们容忍了这个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恶、调停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所有船员看见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们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缺少了这种悲剧感,则是陷入了另一种暴力和暴戾。

     

  • http://www.tecn.cn/data/4169.html

    忍不住再转。

    邓晓芒老师这两篇文章谈的问题太根本,因而有些空泛。但是话说得如此平白、透彻,在某些时刻恰有醍醐灌顶之效。

  • 有好东西忍不住放到这里来。

    http://www.tecn.cn/data/10372.html

  • 刚才读《卡夫卡是谁》这本书,遇到一个词语“捷克斯洛伐克”,让我想起一件好玩的事。初中地理课上,我们的老师,一位很温和的老头儿,讲到“捷克”和“斯洛伐克”时对我们说,“它们本来是一个国家,现在分开了,一个叫‘捷克’,一个叫‘斯洛伐克’。”我们这群孩子都笑了起来。如果是今天,我们重新坐在那个课堂里,听老师那样随意平和的一句话,我们还会天真惊奇的笑吗?我似乎听到那阵笑声回荡在记忆里,却永远不会再重回现实。那时候只知玩耍的孩子们不会全神的关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类的事情。一个国家,就意味着“永恒”。我们感到那么好奇、有趣,但是我们不会去追根究底。它就像我们听闻的“奇迹”一般,不可能的事竟然成了可能,仅仅增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奇妙感受而已。不过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捷克·斯洛伐克”。

    那个让“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奇迹的世界是我还会牢牢记住每一年、每一个月份的序号的世界。时间仿佛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玩耍,她也是个孩子。我了解她经历的所有时日,任何季节的变迁,年份的递进。我们一起欢欣的庆祝成长,祝愿彼此“友谊之树常青”。然而,现在一切都已经改变了。我常常忘记了今年是哪一年,常常惊讶怎么已经到了月末,怎么另一个季节已悄然而至……。就像时间独自在成长,而我渐渐落在了她后面。遗憾的是,我竟并不想去追赶。在时间越拖越长的黑影后面,我彳亍而行。而我身后的暗影中,隐藏着的又是什么啊?我什么时候丢弃了它们?正是因为丢弃了它们我才与时间渐行渐远。终有一日,我将不再望见时间的背影,她消失在暮色苍茫的山峦间,而我怀想着我们少年时美丽的誓约驻足不前……

    可是,不要去指责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在变易的呢?曾经的奇迹变做了寻常,曾经的笑变为黯然沉默。时间只和孩子住在一起。她们订了一个誓约:不要丢掉梦想,就会见到奇迹。

       

     

  • 2009-02-14

    可怕的黑暗

    http://www.ideobook.com/699/frosts-refusal/

    如果你偶尔来到这个页面,请点击上面的链接,读这篇小文。这是我爱。

     

  • 2008-11-12

    太初有言

    小老鼠落到了水里,你对它说什么?你从何处来?你往何处去?
    也许水深,也许水浅。也许你会学会泅水。因为有无穷可能。
  • 2008-10-30

    审判

    上帝会公正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
  • 2008-06-12

    惟心与命

    可贵者,惟心与命。

    忽然想起那天精灵说的一句话:“惟心是个好东西。”精灵最近有些忧郁吗?两次遇到都未露笑容。昨夜忽然想起来,情诗还是先秦最好,未知君以为如何?

  • 张爱玲那句“噢,你也在这里吗”衬着“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这样问过、惊异过,离别了,来不及怀念,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只有神的大能可以安然度过,而人,是不会度过了而不觉其旷世的荒凉。非但爱情,任何的情都有此惊异和荒凉。天崩地裂之后活下来的人,仍就是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The lost people,sometime they also were here。有些人一直懂得“以人为本”。

    里尔克:沉重的时刻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冯至 译

    午睡的时候在梦里不记得奶奶已离开,又在梦里发觉了。不知怎么手里捧着奶奶吃饭用的不锈钢小碗,竟然生锈了,我用手来除锈,却擦出了洞。我哭了,一边流泪一边想把它补起来。却只见它变成了泥土,还长了青色的苔藓。我更伤心的哭着。猛然醒来。

  • 2008-05-19

    家园

    生于多灾多难的尘世,什么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http://www.poetry-cn.com/forum/web_read.php?id=1228

  • 2008-05-16

    友谊

    深夜想如何赞美你,措辞不及。
    他们这样谈论友谊:曾被基督教边缘化的主体自我的实践形式。
    友谊如同爱情,是自然的情感,渴望实现。最伟大的友谊的给予者,苏格拉底。是哪一位弟子说过,赢得他的友谊是幸福的。
  • 我,自己的囚徒,这样说:
    生命不是那穿着淡绿色天鹅绒的春季,
    或者一个人很少受到的爱抚,
    生命不是一种离去的决定
    或者把一个人带回来的两只白色手臂。
    生命是那俘获我们的狭小圈子,
    那我们永远不能跨越的无形圈子,
    生命就是在近旁掠过我们而去的幸福,
    和我们不能劝说自己去迈出的成千上万的脚步。
    生命是蔑视一个人自己
    不动地躺在井底
    知道太阳在那上面闪耀着
    金色鸟儿穿过空气而飞翔
    光阴似箭。
  • 2008-05-08

    如何做学生

    做一个好学生不是想着去创造,而是踏实的打下基础。

    在读书的阶段不要有立场,要克服先见,让自己丰富起来、充满张力。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培养冷静、审慎的头脑。让心灵也成为一个场域。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确是虚伪的,不要忘了“政治就是在与魔鬼打交道”。但是,将一切斥为“假的”之后又怎样呢?是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有所担当!

    这是治疗幼稚病的药方。

  • 因为我自己苍白的缘故,我热爱红色、蓝色和黄色,
    伟大的白色如同下雪天的薄暮阴暗惨淡
    当雪白的母亲坐在窗前渴望她自己也是黑色与红色的时候。
    色彩的渴望就是血液的渴望。如果你渴求美
    你就必须闭上眼睛注视自己的心灵。
    然而美害怕日光和太多的注目,
    然而美不会遭受噪音或者所有太多的运动——
    你一定不要把你的心灵放在你的唇上,
    我们不应该打搅沉默和孤独高贵的钟声,
    比带着奇异特征的未解之谜还要大的要去遇见的事物是什么?
    我一生都将做一个沉默的女人,
    一个谈话的女人就像那背叛自己而喋喋不休的山溪,
    我将成为平原上一棵孤独的树,
    在暴雨后死于渴望的林中的树,
    我将从头到脚都因为我血液中的金色斑纹而健康,
    我将像一片嘴唇舔动的火苗那样天真纯洁。

    董继平译

  • 2008-04-26

    灵魂的歌

    灵魂的观念来自哪儿呢?图书馆外面的花园里,有个孩子在号啕大哭……。我从黑魆魆的花园边缘走过,感受到“震颤人心的美”。如果,你不曾痛惜生命的消逝,你不会懂得灵魂的歌。

    一天早晨,我想要撇开手头的社会学理论,去读一点儿诗歌。这是渴了的时候。想要语言的滋润。我去地下一层的文学书库,盲目的找一本诗歌。我本不想找外国诗人的,翻译过来的文字容易丧失语言自然的美。可我还是在外国文学的书架中徘徊。有那么一眼,我看到了这本黄绿色封皮的书,《索德格朗诗全集》,董继平译。它的厚度刚好合适。我取下来随意的翻开。我忘记第一眼看到哪首诗了,很快的我翻到了目录。每一首诗歌的题目,都是我爱的。可每一首诗她都写得太短了,要是她再多写下几行多好。

    如果想了解更多,看这里吧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14052/

     

  • 民族情感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正当的感情吗?或者是需要对它进行正当性论证?
    “人是政治的动物”,每个人生来就是生活在政治团体当中的。这个团体保障他的安全,给予他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在政治具有整体性的时代,幸福不是个人的概念,不是凭个人可以达致的,而是属于城邦的概念。
    但是这其中并非没有矛盾。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第一章讲修昔底德。修昔底德是不露声色的政治教育家,他的《伯罗奔尼撒史》揭示了雅典帝国主义蕴含的矛盾。雅典人为自己的帝国主义行为辩护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自然正当的。但是雅典却同时要求自己的公民为了城邦利益牺牲个体利益,追求城邦的伟大荣誉。政治哲学家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归为一个被称为政治的子系统,政治哲学的问题仍然存在。国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要求公民为之牺牲个人利益?如何判断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所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仍然如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残酷,饥饿的威胁从没消除。政治就是划分敌我(施密特)。
    宪法和法律必须成为一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依然困惑。

  • “在生活中,有些时候,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思考和感知问题是继续观察和反思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哲学是思想自我批判的工作。哲学不是确定已知,而是了解怎样和直到何时另一种思考才是可能的。“当哲学话语想从外面向其他话语制定法律,告诉它们真理的所在,以及如何发现它时,或者当它努力以简单实证的方式传授他们具体方法时,哲学话语中总会有某种可笑的东西。但是,它有权探究在自己的思想中什么是可以通过运用一种自己陌生的知识而被改变的。这种“尝试”必须被理解成自我在真理游戏中变化着的试验,而不是为了各种交流的目的而对他人的简单迎合,它是哲学活生生的体现,至少,哲学现在仍然和过去一样,是思想中的一种“苦行”,一种自我的修行。

                              参见,福柯《性经验史》第二卷导言,第111页,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段非常动人的话。

     

  •       水纹
      
      我忽然想起你
      但不是劫后的你,万花尽落的你
      
      为什么人潮,如果有方向
      都是朝着分散的方向
      为什么万灯谢尽,流光流不来你
      
      稚傻的初日,如一株小草
      而后绿绿的草原,移转为荒原
      草木皆焚:你用万把刹那的
      情火
      
      也许我只该用玻璃雕你
      不该用深湛的凝想
      也许你早该告诉我
      无论何处,无殿堂,也无神像
      
      忽然想起你,但不是此刻的你
      已不星华灿发,已不锦绣
      不在最美的梦中,最梦的美中
      
      忽然想起
      但伤感是微微的了
      如远去的船
      船边的水纹……
      
      
      如果用火想
      
      那么,生命是一条走向无所等待的路
      两旁树着奇妙的建筑
      有睁窗之复眼的时常流溢欢歌的巨厦
      有忧郁的小圆屋
      
      那么,沉入惊颤的白玉杯底
      是往事之项珠里夺目的红莹
      三月与七月
      设使储梦的城座起火了,在雨中
      我怔怔地站着
      观望一个人
      如此狂猛地想着
      另外一个人
      

    来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534424/

        诗 末
        

        爱是血写的诗
        喜悦的血和自虐的血都一样诚意
        刀痕和吻痕一样
        悲懑或快乐
        宽容或恨
        因为在爱中 你都得原谅
        
        而且我已俯首
        命运已顽冷的砖石
        围成枯井,锢我
        且逼我哭出一脉清泉
        且永不释放
        即使我的泪因想你而
        泛涌成河
        
        因为必然
        因为命运是绝对的跋扈
        因为在爱中
        刀痕和吻痕一样
        你都得原谅


    来自http://muchshi.bokee.com/2300732.html 

     

     记得

    你如果
    如果你对我说过
    一句一句
    真纯的话
    我早晨醒来
    我便记得它

    年少的岁月
    简单的事
    如果你说了
    一句一句
    浅浅深深
    云飞雪落的话

    关切是问
    而有时
    关切

    不问

    倘或一无消息
    如沉船后静静的
    海面,其实也是
    静静的记得

    倘或在夏季之末
    秋季之初
    写过一两次
    隐晦的字
    影射那偶然
    像是偶然的
    落雨
    ——也是记得

    来自http://www.ideobook.net/300/xionghong-remember/

  • 昨天下午的读书会讨论了五篇文章,按照顺序来。

    第一篇是关于“安乐死”的宪法问题。我想大家的讨论还是没有扣住文本和宪法,而是提出了一些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也是意料之中,情理之内的。我最初提出做一次读书会的想法就是希望用尽量短的时间讨论尽量多的问题,目的不在于实质问题的讨论,而在于不同问题视野的交融和启发。作者的思路还是相当精彩的,能从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中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在我看来实属不易。从事例引出当前国家法律的立场,然后是学理上的分析,权利及其性质,相关的利益,最后是对社会现实的关照。我的意见是对问题的层次划分不够细致。这与我最近的读书感想有关。我越来越迫切的想问“什么是法学问题?”,“法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因为这学期旁听社会学专业韦伯专题的课,发现目前法学界讨论的许多问题在社会学上可能有更为有效和深入的研究,或者有些问题不是真问题。当然“安乐死”的宪法问题这个题目太大了,一篇小文章难以展开研究,虽然作者已经限定讨论的范围是“他杀/助杀”的情况。我还是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得分清问题的层次。“安乐死”属于伦理问题由法律规制所产生的难题。从伦理上来讨论与从法律上来讨论是不一样的;讨论“立法”和讨论“司法”也不一样;在美国法律的背景下讨论和在中国法律的背景下讨论也不同。

    讨论的时候大家还从刑法、民法的角度作了分析,最后归结于“价值(原则)立法”的问题,也就是法律中存在的价值冲突。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有两个,一个是让我关注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如何与社会行动产生互动;一个是人权理论方面的,因为作者在关照中国现实时举例指出在我国有些人申请“安乐死”并基于追求“人性尊严”,而是医疗得不到保障,经济负担十分沉重的原因。我的问题是由此是否可以反推“没有经济保障就谈不上人性尊严”?我是不同意这个危险的反推的。因为经济上不能承受疾病的重负而求解脱是否也是对“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呢?这显然不符合“安乐死”的价值立场。那么,“人性尊严”到底意指什么?进一步说,“人权”从逻辑上怎样包含“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类经济因素的考量?得去查人权理论了。

    “安乐死”给法律出了一道难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考察法理学的所有问题。现代的“法治”并不是圆融一贯的,在某些极端的问题上聚焦了法治的裂隙。审视清楚这些裂隙,如果可能,弥合它们,就是我们的工作。从这篇对“安乐死”的权利的讨论中自然的衔接到了第二篇文章——《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读书报告。

    这篇读书报告写的很精彩,行文极为流畅,作者不但对《权利的成本》一书作了切实的分析,自己的论点也十分鲜明。对照之下,我这次的读书报告是不合格的。《权利的成本》一书我并没有读过,因此关注的还是作者的问题意识。这本书的大概内容是作者通过对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的司法财政资源状况的考察,提出古典自由主义对“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划分是不成立的,所有的权利都需要政府提供税收来予以保护。即使在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保护权利的资源也是稀缺的。比如基于消极宪政主义理论,宪法只解决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涉及私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生命健康权这样一种绝对权利在受到私人的侵害时却被排除在宪法的保护之外,权利是“残忍的骗局”,绝对权利更是虚妄的存在。作者指出基于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思路,《权利的成本》一书“颠覆了”自由主义的“想象”。但是作者也仅仅认为本书只是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提醒我们政府不应对公民权利受到的侵害以“消极权利”“限权政府”为借口而“置身事外,袖手旁观”。至于理论立场则是前后相龃龉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界限表明“经济分析”与“民主决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且书的末尾再次承认了“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现实的资源配置重归“自由主义”的道德话语。

    首先,我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源流和发展并不熟悉。但是我认为《权利的成本》这本书存在“价值域的混淆”。最近在林端的《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中看到一个观点,忘记是谁的了,法学的研究存在三个层面:实证的;规范的;理念的。政治哲学是属于理念范围内的,权利成本的分析则是实证的考量,两者无法交锋。对美国的现实主义流派我一向不抱好感,他们提出了问题,不过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好笑的。郑戈在《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中认为,从韦伯的古典法律社会学到当代的法律社会学其意蕴已完全不同,中间的过渡即是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我感兴趣的古典的法律社会学,因为它触及人类的根本问题——支配,伦理,形式与实质的冲突(价值问题)。在讨论中大家很容易的联系到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所要投入的成本。很早就听过一句话,法治是一项昂贵的制度。我想,有待考证吧。毕竟,成本计算和理念是两码事。不过,对古典自然法理论想象的反驳早已是一场持久战。最近阅读《清华法学》第三辑萨维尼及历史法学派专题,对十九世纪历史主义思潮有了一点认识,“我们唯一知道的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影响了法学,也影响了文学、艺术等等。这一专题里收了林端的一篇文章,讨论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与法律释义学和法律社会学的关系。从萨维尼到韦伯贯穿着一种独特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重视的是历史对当下的影响,在当下生活中留下的痕迹,而且伴随着一般原理的抽象和理论的建构。因此,对历史法学派的渊源也产生了兴趣。也许,法学其实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就更要问到底什么是法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篇文章是我的读书报告,《法的理性化》,读的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我选这本书一是因为兴趣,二不过是想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看自己对文本的把握能力如何。因为我知道对这样一本著作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弄清楚作者说了些什么,谈不上分析评论。果然,大家对充满了术语的这篇短文没有进行讨论。只有一个问题,问的是韦伯对法律的起源持什么观点。我的回答是“完全是实证的、历史的”。

    第四篇文章也是一篇关于韦伯的读书报告。作者读的是施路赫特的《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施路赫特分析的是韦伯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我觉得韦伯像马克思一样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世界图景”的,所以戏称这两篇演讲相当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它们都是一种实践的呼吁,都具有伦理向度。韦伯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科学成就,但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错误”(见施路赫特《理性化的矛盾》,载氏著《理性化与官僚化》)。韦伯的这两篇演讲也是可以被当作“先知”的声音的,不过是冷静、低沉的。“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转引自《学术与政治》191页)作者在篇末提到了“法律作为一种志业”的问题,我觉得法律作为社会的一个单独的价值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难在韦伯讲以“学术与政治”为业的层面上讲“以法律为业”。但是法律人的实践伦理的确是值得探讨的,尤其是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处于韦伯实质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帕森斯语)的情况下。我理解帕森斯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核心位置,这才有“法官国”问题的出现。总之,法律人任重而道远。

    最后一篇文章是法制新闻的同学提交的,《法律意识的生成与偏离——大众传播的视角》,提出了大众传播造成的“媒介法律图景”问题。我对法理学中的法律意识问题不太理解,但是觉得大众传播对社会的控制力很值得关注。想起了偶尔听过的布迪厄的观点。讨论的时候提到了《娱乐至死》这本书。可惜我没有读过。

    参加读书会的五个同学,其中有三个这学期是“挂靠”在了社会学院。另外两个提交的文章,“安乐死”和“权利的成本”恐怕也与社会学有密切联系。到底如何做“法学”的研究呢?

    昨天读书会的感觉还是实质的讨论不够,不过我预期的目的算是达到了。还有两个问题须认真对待:“伦理问题每个人都有发言权还是专家更有发言权?”“哲学是一种训练还是一种体验?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人怎样理解运用语言哲学方法的哈特和运用诠释学方法的德沃金?”。

    很感谢有这些可敬可爱的朋友一起讨论切磋,相互启迪。他们给予我的太多,我对他们的回报太少。没有什么比真诚的交流更令人愉快,喜欢与你们在一起。可是昨天还是有些伤感,因为大家没有全在。正如老话所说,聚散无常。也许伤感是不必的,需要的是“平实而单纯的”直面现实!

     
  •  

    假如死亡逼近了你

    流泪吧

    可是不要恐惧

    死亡

    只是走进了一个寂静的空房间

    刚刚还兴高采烈的敲过了门

    可是流泪吧

    为你的留恋

    为爱你的人的悲苦

    假如死亡逼近了你

     

    假如死亡逼近了你

    你想些什么

    你怎样做

     

    谁不曾受过死的诱惑

    可你现在

    ——懂得与死亡搏斗到底

     

                    113

  • 2007-12-01

    十一月的时光

    十一月的时光,真美. 十一月该是写美丽的诗歌的时候. 十一月还未经我记录,匆匆匆匆的流逝了. 十一月的时光,宁静,清寒, 十一月的树木,骨骼清癯,拥有含蓄静默的力量. 十一月的天空,草地,楼房,记忆中的山峦,美丽, 令人爱,令人忧伤. 十一月的太阳,召唤热烈的橙色,黑色的群鸟,召唤枯草, 神秘的猫.
  •      "我这个人秉质温和,会克制脾气,性情开朗,乐交游而愉快;可以有眷爱,但几乎不能存仇恨;在我的一切情感上都非常有节度.即便我的主情--我的文名欲,也从来没使我的脾气变乖戾,尽管我经常失望."

          大卫·休谟(1711-1776)自拟的讣闻,摘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休谟》.

    另外,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提到济慈(1795-1821)为自己写的墓志铭:

    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

                   这里有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散发着温暖和释然的情怀.

      我的救赎之途应当遭受嘲讽,艺术和宗教,不是"理智冷静有寒光的".

      在别人拒绝了你的地方,要敞开你的门.

     

  • 烟酒糖茶,扰攘红尘。这片热心热土,流血流汗不流泪。

    南方的水,北方的川,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家,名字叫中国……

  • 2007-11-15

    谦卑

          "事实大多在人力控制以外,这个真理概念向来是哲学迄今教导谦卑的必要因素的一个方法.这个对自傲的抑制一撤除,在奔向某种病狂的道路上便更进一步--那种病狂就是随着费希特而侵入哲学领域的权能陶醉,这是近代人不管是否哲学家都容易陷入的一种陶醉.我相信这种陶醉是当代最大的危险,任何一种哲学,不论多么无意的助长这种陶醉,就等于增大社会巨祸的危险."

    罗素《西方哲学史-约翰·杜威》

     

  • 2007-11-10

    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读书的小故事,是否还记得?

          因为已经忘记了所以在百度上搜了下,找到这篇小文:

          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51756_20491.html

          文章不可以复制,链接放在这里。

          感谢那些总是给我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的人,他们最可爱。

          我的学习或许有熊瞎子掰棒子的作风——掰一个丢一个。需要不停的提醒自己,珍惜每一时刻的所得。百度知道上有篇《居里夫人传》的读书笔记,稍微加工了下:

    一、靠自学走进巴黎大学
    玛丽·居里出生于波兰华沙,她是家中5个子女中最小的。她的父亲是一名收入十分有限的中学数理教师,妈妈也是中学教员。玛丽的童年是不幸的,她的妈妈得了严重的传染病,是大姐照顾她长大的。后来,妈妈和大姐在她不满10岁时就相继病逝了。她的生活中充满了艰难。这样的生活环境不仅培养了她独立生活的能力,也使她从小就磨炼出了非常坚强的性格。
    玛丽从小学习就非常勤奋刻苦,对学习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特殊的爱好,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处处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进取精神。从上小学开始,她每门功课都考第一。15岁时,就以获得金奖章的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她的父亲早先曾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过物理学,父亲对科学知识如饥似渴的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也深深地薰陶着小玛丽。她从小就十分喜爱父亲实验室中的各种仪器,长大后她又读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更使她充满幻想,她急切地渴望到科学世界探索。但是当时的家境不允许她去读大学。19岁那年,她开始做长期的家庭教师,同时还自修了各门功课,为将来的学业作准备。这样,直到24岁时,她终于来到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她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全神贯注地听每一堂课,艰苦的学习使她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这不仅使同学们羡慕,也使教授们惊异,入学两年后,她充满信心地参加了物理学学士学位考试,在30名应试者中,她考了第一名。第二年,她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数学学士学位。
    1894年初,玛丽接受了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实业促进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各种钢铁的磁性科研项目。在完成这个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她结识了理化学校教师比埃尔·居里,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用科学为人类造福的共同意愿使他们结合了。玛丽结婚后,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她居里夫人。1896年,居里夫人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大学毕业生的任职考试。第二年,她又完成了关于各种钢铁的磁性研究。但是,她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决心考博士,并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二、镭之光
    1896年,法兰西共和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表了一篇工作报告,详细地介绍了他通过多次实验发现的铀元素,铀及其化合物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它能自动地、连续地放出一种人的肉眼看不见的射线,这种射线和一般光线不同,能透过黑纸使照像底片感光,它同伦琴发现的伦琴射线也不同,在没有高真空气体放电和外加高电压的条件下,却能从铀和铀盐中自动发生。铀及其化合物不断地放出射线,向外辐射能量。这使居里夫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能量来自于什么地方?这种与众不同的射线的性质又是什么?居里夫人决心揭开它的秘密。1897年,居里夫人选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这个研究课题,把她带进了科学世界的新天地。她辛勤地开垦了一片处女地,最终完成了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并奠定了现代放射化学的基础,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实验研究中,居里夫人设计了一种测量仪器,不仅能测出某种物质是否存在射线,而且能测量出射线的强弱。她经过反复实验发现:铀射线的强度与物质中的含铀量成一定比例,而与铀存在的状态以及外界条件无关。
    居里夫人对已知的化学元素和所有的化合物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获得了重要的发现在:一种叫做钍的元素也能自动发出看不见的射线来,这说明元素能发出射线的现象决不仅仅是铀的特性,而是有些元素的共同特性。她把这种现象称为放射性,把有这种性质的元素叫做放射性元素。它们放出的射线就叫“放射线”。她还根据实验结果预料:含有铀和钍的矿物一定有放射性;不含铀和钍的矿物一定没有放射性。仪器检查完全验证了她的预测。她排除了那些不含放射性元素的矿物,集中研究那些有放射性的矿物,并精确地测量元素的放射性强度。在实验中,她发现一种沥青铀矿的放射性强度比预计的强度大得多,这说明实验的矿物中含有一种人们未知的新放射性元素,且这种元素的含量一定很少,因为这种矿物早已被许多化学家精确地分析过了。她果断地在实验报告中宣布了自己的发现,并努力要通过实验证实它。在这关键的时刻,她的丈夫比埃尔·居里也意识到了妻子的发现的重要性,停下了自己关于结晶体的研究,来和她一道研究这种新元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从矿石中分离出了一种同铋混合在一起的物质,它的放射性强度远远超过铀,这就是后来被列在元素周期表上第84位的钋。几个月以后,他们又发现了另一种新元素,并把它取名为镭。但是,居里夫妇并没有立即获得成功的喜悦。当拿到了一点点新元素的化合物时,他们发现原来所做的估计太乐观了。事实上,矿石中镭的含量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只是由于这种混合物的放射性极强,所以含有微量镭盐的物质表现出比铀要强几百倍的放射性。
    科学的道路从来就不平坦。钋和镭的发现,以及这些放射性新元素的特性,动摇了几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科学家们历来都认为,各种元素的原子是物质存在的最小单元,原子是不可分割的、不可改变的。按照传统的观点是无法解释钋和镭这些放射性元素所发出的放射线的。因此,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化学家,虽然对居里夫人的研究工作都感到有兴趣,但是心中都有疑问。尤其是化学家们的态度更为严谨。为了最终证实这一科学发现,也为了进一步研究镭的各种性质,居里夫妇必须从沥青矿石中分离出更多的、并且是纯净的镭盐。
    一切未知的世界都是神秘的。在分离新元素的研究工作开始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寻找新元素的唯一线索是它有很强的放射性。他们据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化学分析方法。但是他们没有钱,没有真正的实验室,只有一些自己购买或设计的简单的仪器。他们出于工作效率的考虑,分头开展研究。由居里先生试验确定镭的特性;居里夫人则继续提炼纯镭盐。
    有志者事竟成!大自然的任何奥秘都会都会被那些向它顽强攻关的人们揭开。1902年年底,居里夫人提炼出了十分之一克极纯净的氯化镭,并准确地测定了它的原子量。从此镭的存在得到了证实。镭是一种极难得到的天然放射性物质,它的形体是有光泽的、象细盐一样的白色结晶。在光谱分析中,它与任何已知的元素的谱线都不相同。镭虽然不是人类第一个发现的放射性元素,但却是放射性最强的元素。利用它的强大放射性,能进一步查明放射线的许多新性质。以使许多元素得到进一步的实际应用。医学研究发现,镭射线对于各种不同的细胞和组织,作用大不相同,那些繁殖快的细胞,一经镭的照射很快都被破坏了。这个发现使镭成为治疗癌症的有力手段。癌瘤是由繁殖异常迅速的细胞组成的,镭射线对于它的破坏远比周围健康组织的破坏作用大的多。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在法兰西共和国,镭疗术被称为居里疗法。镭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对于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在实际中的应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金子一般的心灵
    由于居里夫妇的惊人发现,1903年12月,他们和贝克勒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夫妇的科学功勋盖世,然而他们却极端藐视名利,最厌烦那些无聊的应酬。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事业,而不捞取任何个人私利。在镭提炼成功以后,有人劝他们向政府申请专利权,垄断镭的制造以此发大财。居里夫人对此说:“那是违背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应该公开发表,别人要研制,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何况镭是对病人有好处的,我们不应当借此来谋利”。居里夫妇还把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大量地赠送别人。
    1906年,居里先生不幸因车祸而去世,居里夫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她决心加倍努力,完成两个人共同的科学志愿。巴黎大学决定由居里夫人接替居里先生讲授物理课。居里夫人成为著名的巴黎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还是在他们夫妇分离出第一批镭盐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放射线各种性质的研究。仅1889年到1904年间,他们就先后发表了32篇学术报告,记录了他们在放射科学上探索的足迹。1910年,居里夫人又完成了放射性专论》一书。她还与人合作,成功地制取了金属镭。1911年,居里夫人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一位女科学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两次在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里获得世界科学的最高奖,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1914年,巴黎建成了镭学研究院,居里夫人担任了学院的研究指导。以后她继续在大学里授课,并从事放射性元素的研究工作。她毫不吝啬地把科学知识传播给一切想要学习的人。她从16岁开始,成年累月地学习、工作,整整50年了。但她仍不改变那严格的生活方式。她从小就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早年她为了供姐姐上学,甘愿去别人家里做佣人。在巴黎求学期间,为了节约灯油和取暧开支,她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读书,一直到图书馆关门才走。提取纯镭所需要的沥青铀矿,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他们从自己的生活费中一点一滴地节省,先后买了8、9吨,在居里先生去世后,居里夫人把千辛万苦提炼出来的,价值高达100万金法郎以上的镭,无偿地赠送给了研究治癌的实验室。
    1932年,65岁的居里夫人回到祖国,参加“华沙镭研究所”的开幕典礼。居里夫人从青年时代起就远离祖国,到法兰西共和国求学。但是她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小时候,她的祖国波兰被沙俄侵占,她就非常痛恨侵略者。当他们夫妇从矿物中分离出新元素以后,她把新元素命名为钋。这是因为钋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一样。她以此表示对惨遭沙俄奴役的祖国的深切怀念。
    1937年7月14日,居里夫人病逝了。她最后死于恶性贫血症。她一生创造、发展了放射科学,长期无畏地研究强烈放射性物质,直至最后把生命贡献给了这门科学。她一生中,共得过包括诺贝尔奖等在内的10种著名奖金,得到国际高级学术机构颁发的奖章16枚;世界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授予的各种头衔多达100多个。但是她一如既往地那样谦虚谨慎。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评价说:“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里面,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

         下面是又一个笔记的内容:

    居里夫人在婚前姓名为曼娅。斯卡洛多斯卡(波兰文为Manya Sklodowska),于1867年11月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市,当时波兰正在俄国统治之下。曼娅的父母都是教师,在她出生(她是他们的的第五个孩子)后不久他们就失去了教师职位。为了糊口,他们包下了一些学生的伙食。为此,年轻的曼娅也要协助做饭,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然而她仍获得了中学生的优秀奖章。中学毕业后,她当了家庭教师。1891年她到巴黎进了巴黎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班第一。1894年她与法为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相识,第二年他们结了婚。

    从1896年开始,居里夫妇共同研究起了放射性。在此之前,德国物理学家伦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发现了X-射线(他因此获得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克勒尔发现了铀盐发射出类似的射线。居里夫人发现钍(Th)亦具有放射性,并且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比任何含量的铀和钍能够解释的要强。居里夫妇于是努力寻找,终于在1898年宣布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他们最终从8吨废沥青铀矿中制得1克纯净的氯化镭,还提出了-射线(现在已知它是由电子组成的)是带负电荷的微粒的观点。

    1906年皮埃尔。居里不幸被马车撞死,但居里夫人前未因此而倒下,她仍然继续研究,于1910年与德比恩(Andre Debierne,1874-1949年,于1899年从沥青铀矿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锕Ac)一起分离出纯净的金属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居里夫人用X-射线设备装备了救护车,并将其开到了前线。国际红十字会任命她为放射学救护部门的领导。在她女儿依伦(Irene Curie)和克莱因(Martha Klein)的协助下,居里夫人在镭研究所为部队医院的医生的护理员开了一门课,教他们如何使用X-射线这项新技术。20世纪20年代末期,居里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走下坡路,长期受放射线的照射使她患上白血病,终于在1934年7月4日不治而亡。在此之前几个月,她的女儿依伦和女婿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宣布发现人工放射性(他们俩因此而荣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居里夫妇拒绝为他们的任何发现申专利,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们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他们地研究工作的杰出应用之一就是应用放射性治疗癌症。

         以下是另一笔记:

    1903年11月的一天,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赏——戴维奖章,挂在一 对年轻夫妇的胸前,以表彰他们为人类发现了一种极其珍贵的放射性元素——镭。 这对年轻夫妇,就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妇——彼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居里夫 人。夫妇两人望着纷纷前来祝贺的人们,同时流出了热泪。人们只知道发现这种稀有元素的 意义,可有谁知道他们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尤其是居里夫人,她不仅是镭元素的主要发现者,更主要的是,她有着别人没有的艰难的历程。
    居里夫人1867年11月7日出生在波兰,原名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少年的玛 丽,虽然家境贫寒,但十分好学,16岁那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沙女子中学,并获 得金质奖章。但那时的波兰,已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女子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家境贫困,又无力到国外求学,因此只好到乡下当了5年家庭教师。在此期间,她省吃节用,积了一点钱准备到国外求学。
    1891年的冬天,这个年轻波兰女青年只身踏上了去巴黎的旅途。虽然这时天气很冷,但这位女青年的胸中,蕴含着一股渴望的烈火,因为,她马上要到著名的巴黎大学学习,这是她多年梦寐以求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现在,她的理想就要变为现实,怎么能不激动呢!
    进入巴黎大学理学院之后,这位贫穷的波兰姑娘每天上课来得很早,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倾听教授讲解。下课之后,除吃饭之外,不是到实验室搞实验,就是到图书馆读书。很快,便成为全班中最优秀的学生,备受教师的重视和同学的尊敬。在生活上,玛丽因经济拮据,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又小又矮的阁楼,忍受着夏天的闷热和冬天的寒冷。为了挤时间学习,常常几天不做饭,只吃现成的涂上黄油的面包。晚上为了节省灯油,就到附近图书馆看书,一直到图书馆关门后,才回家点起小煤油灯,伏案学习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去休息。 由于长期劳累,再加上营养不良,玛丽得了贫血症。有一天,她与一位同学刚走出教室突然头晕腿软,晕倒在地,在场的同学吓了一跳,赶忙把她送到附近的一所医院。玛丽的姐夫是这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当他闻知此事慌忙赶来时,玛丽已经苏醒过来,他
    连忙替玛丽检查,心中马上明白了。
    “这几天你吃些什么东西?”姐夫问。
    “这几天……吃什么……饭呀!”玛丽慌忙答道。
    “真是饭吗?!”姐夫又问了一声。
    玛丽什么也不说了。
    后来,姐夫才了解到,这几天,玛丽为了节约钱去购买必要的学习用品,每天只吃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同时,为了赶功课,每天睡不足三个小时。
    就这样,这位贫穷的女学生,终于以她超人的吃苦精神,于1893年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物理系毕业,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次年夏天,又以第二名的成绩在数学系毕业,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学成毕业后,玛丽本想回波兰为祖国服务。但由于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法国物理学家彼埃尔·居里,才决定留下工作。1895年,玛丽和居里结婚,以后,人们称玛丽为居里夫人。就在这一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一种能透过固体物质的X光射线。第二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又发现铀矿物能放射出一种与X光线相似的奇妙的射线。这种奇妙的射线,对玛丽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使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认为, 这是个绝好的研究课题。于是,就同丈夫彼埃尔商量。
    “这个课题虽好,可难度太大,研究起来怕是不太容易”彼埃尔关切地说。
    “这我知道,”玛丽笑道:“正是因为它有难度,我才去选择它!”
    看着妻子认真而坚定的面孔,彼埃尔没说什么,开始为妻子奔东忙西,做起筹备工作,经过彼埃尔的多次努力,才在他原来工作过的理化学校借到一间又寒冷又潮湿的小工作间。自己也放下正在研究的课题,同妻子一道进行工作。可实验条件太差,屋顶漏雨倒不要紧,最麻烦的是仪器太少。但居里夫人根本不把这些外在条件放在眼里,因为她知道,科学研究方面的难度比这些更大,她心中关心的只是她的研究课题。
    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能放射出那奇怪光线的不只有铀,还有钍,可见贝克勒所发现的光线要比铀放射的光线强得多。因此,她做出大胆判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放射光线,这种新的物质,也就是还未发现的新元素,只是极少量地存在于矿物之中。居里夫人把它定名为“镭”,因为在拉丁文中,它的原意就是“放射”。当时很多科学家并不相信,认为居里夫妇只是一种假设,甚至有人说道:“如果真有那种元素,请提取出来,让我们瞧瞧!”要提炼镭元素,需要足够的沥青铀矿,而这种矿很稀少,价格又很昂贵,他们可根本无法得到。这件事后来传到奥地利,迅速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支持,赠送他们一吨已提取过铀的沥青矿残渣,这才开始了提取纯镭的实验。经过3年多的艰苦工作,居里夫妇终于在1902年提炼出0.1克镭盐,接着又初步测定了镭的原子量。发现这种元素的放射性比铀强200万倍,因而它不用借助任何外力,
    就会自然发光发热。
    镭的发现,引起科学乃至哲学的巨大变革,为人类探索原子世界的奥秘打开了大门。可以说,它的发现,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并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的放射学,所以,镭被誉为“伟大的革命者”。正是因为居里夫妇为科学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年,他们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金。
    过后不久,人们又发现镭在医学方面的价值,给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这使本来已经非常昂贵的镭,变得更加珍贵。有人劝说居里夫妇说:“您如果去申请专利,定会成为百万富翁!”
    “不,镭是一种元素,它应属于全世界!”居里夫妇毫不犹豫的回答。居里夫妇非常信奉“科学是无国界”的,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献身科学的共同宏愿。但不幸的是,1906年4月的一天,在一次车祸中彼埃尔·居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居里夫人强忍悲痛,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1910年,居里夫人成功地分离出纯镭,分析出镭元素的各种性质,精确地测定了它的原子量。在同年居里夫人出席的国际放射学理事会上,制定了以居里名字命名的放射性单位,同时采用了居里夫人提出的镭的国际标准。
    1920年5月,一位美国女记者在访问居里夫人时问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挑选,你最愿意得到什么?”“我很想有一克纯镭来作研究。但它的价格太高,我实在买不起。”居里夫人答道。
    “您不是把价值百万法郎的镭,送给了巴黎大学实验室吗?”女记者不解地问。“不,那不是我的,那是属于实验室的。”这位记者听完这番话,心中感慨万千,被这位女科学献身科学的无私精神深深感动,当
    她回到美国后,写了大量文章,介绍居里夫妇,并号召美国人民开展捐献运动,要赠给居里夫人一克镭。次年5月,美国总统在首都华盛顿亲自把这克镭转赠居里夫人。
    在赠送仪式的前夜,居里夫人坚持要求修改赠送证书上的文字,再次声明:“美国赠送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而不能成为我个人的私有财产。”
    这位伟大的女性,在一生中共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法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同时还被聘为其它15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她共接受过7个国家24次奖金和奖章,担任了25个国家的104个荣誉职位。1934年7月4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但她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非常惭愧,从小学学习居里夫人的故事之后,很早就遗忘了。这位伟大的人几乎没有留存在心中。今晚前辈学长们祈望的还是“公心”和“踏实”,两个貌似普通的词语在居里夫人身上体现为多伟大的品质!致以深深的敬意……

  • 2007-11-04

    新天新地

    录一段启示录的言语: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惟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廿一18)

          很抱歉,我把之前一些文字删掉了,连带删掉了song的评语。我想有些文字徒然带给别人悲伤,是我不愿做的。比如,大地正在死去。让我们在这新天新地里浴火,洗一洗灵魂,经由“我是初,我是终”,开始一段征程,那里,“我是神,我是爱”!

         原谅我不够谦卑的言语,藉着你们——所有为爱而生的人,我饮生命泉的水,渴求更丰盛的生命。